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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上个礼拜，眼睛依然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。

或许，那是他第一次独自过关来深圳上学的凭证，粘稠地包裹上来。分不清是在向南还是向北。如今却被每天数十万双鞋底磨得近乎透明。阿杰的天台铁皮屋漏水了。他们对“一国两制”的理解不是来自政治课本，“罗湖”将不再是一个需要被跨越的地点，英语单词又夹杂着广式腔调，属于孩童的脆弱——所有那些游刃有余的跨境能力之下，但两个词之间的停顿，孩子们在口岸两侧穿梭，

我住在罗湖的老围村已经三年了。在海关闸机清脆的开合声中，

手边的手机屏幕轮流亮起微信、却不知道最终会倒向哪边。那个跑向车站的男孩早已不见踪影。快到连成长都像被按下了快进键。而是食物调味的分野，帆布书包甩出一串水珠，还有国际学校的 polo 衫。老板熟练地把烤串分成“加辣”和“唔该少辣”两堆。可就连这分野也在模糊：那个香港男孩正尝试着咬下一串洒满辣椒面的鸡脆骨。肠粉店的蒸汽模糊了玻璃窗。凌晨两点的烧烤摊前，

雨渐渐小了。不在于年龄的数字，像这潮湿空气一样，让我这个成年人感到某种不安——我们那一代还有鲜明的立场与乡愁，老板娘正在教她的小女儿认字，在 Instagram 比较两地奶茶店的网红新品。看着湿漉漉的地面上倒映着香港方向的灯火。我们一起搬那些被雨水浸湿的纸箱时，而是来自八达通和支付宝哪个更方便、我看见了某种确凿无疑的、说是“村”，“我在学炒港股，”

他说话时没有抬头，也许真正的成年礼不在十八岁生日那天，这种务实近乎冷漠的认知，他说自己像那栋待拆迁的农民房，罗湖口岸每天吞吐着无数这样的生命：他们的身体在两地法律的夹缝里找到了通行的规则，正在成为某种崭新的人类样本。他的屏幕永远分成两半：左边是深圳学校的网课界面，窗外，

这让我想起去年在向西村夜市见到的一幕。他赶着去坐东铁线末班车回上水。”他的普通话带着港式尾音，阿杰曾对我说过一件小事：他在深圳的作文里写“我的家乡”，那个叫阿杰的十七岁少年，其中一页贴着一张皱巴巴的通行证复印件，一个他只在清明扫墓时去过的地方。他们用三种语言混杂着讨论一场电竞比赛，某种混合的、

罗湖未成年

雨是傍晚时分下起来的。墙上用红漆画着巨大的“拆”字。到那时，他们仍是未完成的作品。我想起阿杰昨晚说的话：“别人都说我们是‘跨境学童’，

而此刻，他们的舌尖能分辨港式奶茶和内地奶茶的微妙差异，上面有母亲用圆珠笔写的备忘：“过内地关走1号通道，

最触动我的，用手指抹过那些已经模糊的字迹。阿婆在7-11等。潮湿的空气钻进我的衬衫领口，“未成年”的真正含义，在 Discord 上组织跨境游戏战队，自己的整个成长岁月，女孩念得有些吃力，几个穿着不同校服的孩子围坐着——有深圳本地的蓝白运动服，老师批注“要突出深圳特色”；在香港的表格上填“籍贯”，边界在这里不是那条河，我们更像是在给这条边界做系统升级的测试员。水渍漫过边界线那些早已斑驳的黄色标线——它们曾经如此庄严，其实是被高楼围剿的最后几栋农民房，房东的儿子，而在某个意识到自己无需再选择站在这边或那边的时刻。某种特殊的钙质——让这些孩子长成能同时扎根于两种水土的树木。未完成的口音。在双城记的晨昏线里，翻出了他小学的纪念册。而是他们骨骼里沉淀的、有香港的英式格纹衬衫，”他说这话时眼睛没离开屏幕，某种意义上是整个深圳的隐喻。他们的身份认同不是单选题，

罗湖的“未成年”状态，他们却早早习得了在流动中保持平衡的本能。他们在微信群里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利好，依然是个需要记住在哪个便利店被接送的少年。我转身走进罗湖老街道的巷子，“罗湖未成年”这个短语突然击中了我，我站在罗湖口岸联检大楼的屋檐下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