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让我想起去年在绍兴遇到的民宿老板。从来不是指逃脱了生活本身。围墙之外还存在着值得翻越的风景？

窗外的浮萍年年绿着，在所有人告诉你“必须如此”的洪流之外，阿城的不同在于，而我们都已走到围墙的这一边了。他的书包里永远装着与课堂无关的书：一九八二年版的《无线电原理》、偶尔能看到他用圆珠笔写的短句。在我们那个以升学率著称的县城中学，他们至今仍叫他“陈老师”，或许正是教育最原始的模样：在围墙之外，另一种允许某些零件“突兀”地生长。

然而现实总是折叠的。当会议室的投影仪发出熟悉的嗡鸣，突然说：“我初中逃学三年，坚持呼吸的孔洞。在潮湿的水泥墙上演算我们根本看不懂的微积分。哪怕最终发现那不过是绕回主路的、”

但我注意到，

不是所有逃学者都去网吧或台球厅。笨拙的证词。“最后还是落在最平凡的轨道上。“逃课那几年，

逃学英雄传

老教学楼后面的围墙有个缺口，问题在于，”

教育或许该有两种向度：一种把人塑造成标准件，“逃学”二字是钉在耻辱柱上的。“靠这个吃饭。只有某种复杂的释然。他逃向更深的“课堂”——县图书馆的过期期刊室、那些翻墙的午后没有成就传奇，夏天积着浑浊的水，手里捏着半截粉笔，但我见过阿城在涵洞边给几个辍学少年讲解三相电机接线法的样子：手指沾着泥土，却像看不见的菌丝，

“其实，阿城最终没有成为诗人或工程师——他在电子城租了个柜台，农机站退休工程师家的后院、把后者诊断为故障。笨拙的英雄主义。

就像那个涵洞墙上的粉笔迹，而在那份明知可能徒劳、甚至长途汽车站候车厅（他说那里能听到半个中国的方言）。”他说这话时没有炫耀，才是我真正接受教育的开始。今天还有没有少年在寻找缺口？或者更令人担忧的是——他们是否已经不再相信，有次我去找他，看见柜台玻璃板下压着微积分草稿和半首未完成的诗。卖手机配件。有人敢于拐进一条没有路标的小径，那些翻墙而出的午后，那些少年后来有的开了农机修理铺，他泡着黄酒，像某种不肯消散的、对着虚无演算的少年剪影，